5人团伙买通税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违规补缴个税，骗取购房资格，并按人头收费。18日，新京报记者获悉该系列案件判决结果，周某等5人分别因受贿罪被朝阳法院、北京市高院判处2年3个月至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税务人员被另案处理。

贿赂地税局工作人员百人办理补税

上述五名人员的案件是分别在朝阳法院、北京市三中院、北京市高院审理宣判，他们分别是北京某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周某，及周某利用的“中介”北京某科技公司的经理张某、 无业人员王某、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经理魏某、某人力资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乙。

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周某分别从上述四名“中介”人员处获得有意向买房但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信息，收取钱款，再通过周某、刘某（另案处理）转给朝阳区地税局原干部黄某、郝某（均另案处理）等人，利用这些人职务之便，为不符合条件的人员违规补缴五年个人所得税，骗取在京购房资格。

其中，张某通过上述方式为16名非京籍人员办理补缴个税，收取并转至给周某的钱款共计136万元；王某为47名非京籍人员骗取在京购房资格，转账给周某301.5万元；魏某为136名非京籍人员骗取购房资格，转账给周某1180余万元；王某乙为119名非京籍人员骗取购房资格。

北京市三中院认定，周某将其中1817.7万元转账给刘某，个人截留351.5万元。刘某再分别贿赂给上述地税局工作人员。后因为部分非京籍人员缴费后办理不成，周某还曾经退还一部分钱款。

非地税工作人员直接进办公室操作补税

周某交代称，他从2009年初在北京某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工作，做人事相关的业务。在北京有很多人想买房、买车，但是北京有限购政策，买房需要连续缴纳五年个税或者社保才可以购买，很多想买房的人并不符合购房要求。他一直做人力资源，也有帮客户代缴税的业务。但是原来的缴税政策是只能补缴两年，而且认定购房资格要求连续缴纳，补缴不予认可。于是2016年7、8月份，他找到一直跟税务局打交道的老乡刘某，寻求补缴办法。

刘某称，一开始税务人员黄某说办不了。直到9月份中旬，得知地税局换了系统后，用周某妻子身份证去找黄某，在郝某办公室、补录室补缴税务后发现成功，就开始了周、刘二人的“生意”。这期间，刘某帮忙办理了400多笔业务，因为“业务”太多，他不仅直接进入郝某办公室，自己操作，还把自己公司的两个员工“派进去”帮忙办理“补税业务”。

刚开始每笔业务刘某收取周某8万元，后来逐步降价。最后因为2017年3月以后国家又出台了新的购房政策，补完税依然无法买房，该笔“生意”停止，黄某和郝某还通过刘某退回了一部分钱款给周某，周某退还给当事人。

补税人员中有328人获得购房资格已买房

为周某提供“客户”的王某称，他因为认识很多房屋中介，获得了“客户”来源，购房人只需要将身份证复印件转给周某，按照周某要求汇钱，周某在收到钱后5个工作日就可以打出完税证明。

根据在案证据，黄某、郝某、刘某等人利用某税务系统用户名，共为463名非紧急人员补缴了5年个人所得税，其中375人通过购房资格审核，328人获得了购房资格并签约购房。

经审理，北京市三中院认定周某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后者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40万。后经检察机关抗诉，北京市高院二审认为一审判决量刑偏轻，终审改判周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万元。

其他4名中介人员也被朝阳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至6年半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

2020年活久见，被黄金套牢多年的中国大妈们终于扬眉吐气了。

7月27日伦敦现货黄金一举突破2011年创下的1921美元/盎司的历史记录。黄金价格在9年后再次证明自己的“硬度”，7月29日，在美联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之后，伦敦现货黄金一度突破1980美元/盎司，距离2000美元关口只差一小步。

“疯狂”的黄金

不是黄金疯了，是买黄金的人“疯了”。

世界黄金协会统计，上半年黄金投资增加了11.6吨，全球黄金ETF持仓增至3621吨，刷新历史纪录，全球最大黄金ETF—SPDR Gold Trust连续9天增仓黄金，28日增持8.47吨，突破近七天最大增幅。

对于这波黄金走势，市场声音认为除了受欧美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推动外，美元贬值是关键因素。即便是已经连续多日疯狂，2000美元也远非最高点。美银预测，今年下半年黄金将突破2000美元/盎司，除此之外，在未来18个月，金价将达到3000美元/盎司。

不过，作为全球第二大黄金消费国，在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却出现显著下滑，在疫情带来的经济下滑预期下，似乎并未出现“买黄金保值”的浪潮。按照中国黄金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上半年，全国黄金消费量323.29吨，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38.25%。

显然，很多“中国大妈”上半年没出手。不光是没出手，很多黄金投资者反倒是在经济下行预期下，果断高点卖了！中国黄金协会数据显示，伴随着金价的上涨并持续高位运行，部分投资者在看到盈利空间后选择回购变现，黄金回购业务日趋火热，上半年黄金回购量同比增长162.88%。

2013年4月，中国大妈一战成名。当时在华尔街大鳄们联手做空背景下，黄金价格在连续上涨12年后戛然而止，国际金价出现罕见暴跌，单单是在2013年4月15日一日内，黄金价格就大幅下跌20%。当时，“中国大妈”果断出手抢购黄金，有媒体预估，在短期内她们共斥资千亿人民币买下300多吨黄金首饰。

有市场声音调侃称，如果当年这300多吨黄金一直未出手，持有7年后此时抛售大概能赚近70亿美元，投资回报率约51%。也有媒体统计显示，7年间，现货黄金的收益率只有38%。

不过，不管究竟多少，倘若7年之间投资回报率在38%-51%，真的高么？如果跟白酒股和房地产相比，似乎不算高。2013年受严控三公消费等政策原因影响，白酒股陷入冰封，贵州茅台(600519,股吧)股价在当年4月份才120多元，看看现在的股价，从年后开盘一路走高，最高价一度达到1787元/股，涨幅超过1000%。五粮液(000858)在2013年4月股价不足20元/股，当下股价已经超过217元/股，涨幅也将近1000%。

从房地产市场来看，2013年，北京二手房全年成交均价为3.14万元/平方米，而截至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均价为5.4万元/平方米，涨幅也已经超过70%。深圳二手房的成交均价也从2013年的2.2万元/平方米上涨到今年6月的6.5万元/平方米，涨幅超过190%。

中国人，十年以来的存钱高峰?

如果仅仅从投资回报率来看，买黄金确实不能一夜暴富。在上半年黄金一路走高，大妈们这次相对很淡定。

不过，一个现象是，在2013年中国大妈震惊投资圈后，这次90后年轻人也开始成为新一代黄金投资者。毕竟在2020年，90后都三十而立了，理财和投资已经提上日程。

据百度指数数据显示，7月中旬以来，“黄金ETF”新闻头条指标从每日200条水平激增至了1000条以上。而按人群属性分，对该主题最感兴趣的两类人群分别是30-39岁人群、20-29岁人群。

除此之外，不是大妈不去买黄金了，确实是今年上半年，爱存钱的中国人又到了十年来的存钱高峰期了。就用关系到老百姓(603883,股吧)钱包的“住户存款”数据来说吧，在今年上半年开始猛增，出现了报复性存款现象。

官方数据显示，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4.55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8.33万亿元。要知道，住户存款这一数据，在2019年全年才增加9.7万亿元，半年就达到了去年的八成多。

实际上，从数据来看，2010年-2017年之间，住户存款每年新增数额都在4万亿-5万亿之间徘徊，并没有太大起伏，但这一平缓曲线在2018年出现变化，当年住户存款增加7.2万亿元，随后在2019年乃至今年上半年就一直保持高增长曲线。

所以说，中国人不是从今年上半年才开始报复性存钱的，这一态势从2018年就开始了，只不过今年上半年，确实相对比较猛。也许是在今年疫情冲击经济的负面预期下，都开始捂紧钱包收缩消费了：今年1-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2万亿元，同比下降11.4%，31个省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均出现下降。

以被人们普遍认为不爱存钱的90后群体来说，支付宝在7月20日发布的《余额宝90后攒钱报告》(2020版)显示，疫情之后，90后更爱攒钱了，2020年上半年90后人均攒钱金额比2019年增长近4成，平均不到4天要往余额宝存一笔钱。

保持流动性，再谈实力和运气

美元还在走跌，全球通胀预期升温，黄金还在猛涨，也许对于手中有不少余钱的“中产”来说，头疼的是如何保值增值、甚至一夜暴富。但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安全度过低增长时期，最稳妥的一条路或许是：守着自己的钱袋子，安心赚钱存钱，降低负债，保持流动性。

看多了黄金暴涨股市暴富的故事，也许从一个普通年轻人的非典型买房故事上，能发现另一个观察经济的视角。

2019年11月，做餐饮切配的90后许康看到了鹤岗低价房子新闻，于是奔波了大半个中国，用自己积攒的2.8万元，加上1.4万元网贷，以3.3万元的总价在鹤岗买到一套不到50平米的房子。他说当时的初衷就是只是想有自己的一套房，自己的一个家，也不在乎房子的大小有多远。

交完全款后，许康兜里就剩几百块，当然，还有一万四的网络借款等着还。按照他原本的计划，要继续打工争取2020年夏天回到鹤岗给新家搞装修。在许康回到拉萨后，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全国餐饮业浇下一盆冰水。他打工的店停业了，疫情期间也难找活，但网贷还是要还的。感慨“疫情期间太困难了”的许康无奈卖掉了自己在鹤岗的房子，最终成交价为2.2万元。

对于为啥几个月就卖房，许康在网上发文称，“选择卖房子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当时没钱了，生活所迫，我想着那就把房子卖了算了。”

说起来许康的例子，只是想强调特殊时期保持流动性的重要意义。在经济风平浪静时期，恐怕没人会觉得做餐饮切配的会找不到活儿干，恐怕很多人也会觉得一万多的网贷其实不算一笔大的负债。但问题是，经济与生活的风浪，总会让人措手不及。

许康与房子的故事只是一个开始，远未到结束，还不到30岁的他，人生旅途里未来还有太多的站点和风景。对于他以及劳苦大众来说，保持工作状态、学习状态才是最实在的，否则凭运气赚的钱，迟早有一天也会凭实力输掉。

过去二十年里，人们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重拾兴趣，凭借方法论的突破（指调动税收数据的基础上编制不平等指标序列），基于全球与历史视角跟踪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成为可能。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颁布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均未能扭转贫富分化的大趋势，与之相随的是社会流动性连年下滑，国内不平等问题抬头。近几十年来，尽管薪资差距的缩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平等程度，但是在高收入国家，尤其是财富累积的顶层群体中，种族与性别间收入的不平等问题突出，愈发引起学术界、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及决策者的极大关注。

本文原名“Ten facts about inequality in advanced economies”，围绕发达经济体不平等的10个关键事实展开：（1)即便我们身处数字时代，不平等数据仍然稀缺；(2）自19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问题卷土重来；（3)当富国变得更为富裕时，其政府却日益贫穷；公共债务的增加和公共资产的出售（尤指基础设施）是导致公共财富长期下滑的重要动因；(4)伴随私人财富回流的是富裕国家的高财富集中度；（5）大衰退以及各国颁布的后续政策均未改变不平等的长期趋势；（6）当前，随着国内不平等现象的加剧，阶层信息（如其所属的收入人群）比国别更能决定一个人在全球收入分布中的位置；（7）不平等程度越高，社会流动率越低；（8）性别与种族间收入不平等程度虽在20世纪有所缓和，但仍处高位；（9）对于提升税前收入的底层人群而言，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医疗保障以及高薪岗位十分关键；（10）税收累进性的变化塑造了顶层群体的不平等动态。

1. 即便在数字时代，可用于衡量不平等程度的相关数据仍属稀缺品

用于追踪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标准方法，无法忽视严重的跨国可比性与跨时间可比性的问题。

官方统计部门公布的不平等数据主要依赖家庭调查，尽管家庭调查能够为社会经济不平等调研提供丰富的数据资源，但这些调查倾向于误报顶层群体的收入与财富水平。研究发现，家庭调查记录中收入前1%的欧洲人年税前收入约为22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81万元），仅为通过税收数据和国民经济核算测得的34万欧元的六成（见图1）。换言之，官方调查数据往往会低估实际的不平等程度，且在不平等趋势预测上也不能发挥前瞻性作用。

在美国，根据“当前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在1980到2014年间，税前收入前5%人群的份额上升了约三成。而通过结合税收数据、国民经济核算与家庭调查的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DINA)，Piketty、Saez和Zucman 三人发表于2017年的论文发现，收入前5%人群的份额在同一时期的涨幅超过50%。

尽管基于行政税收数据的估算也能为衡量不平等程度提供帮助，但依然存在局限性——各国税制不同，对财政收入的定义也因国别或政策变迁而异。在美国，纳入宏观经济增长统计的资本收入约有三分之二不在所得税统计中。这些收入来源（包括估算的租金、未分配利润以及支付给养老金和保险的收入）在过去20年中在美国和许多富裕国家变得异常重要（见附录图表1）。从外，税收数据也存在相对的底层分布覆盖不足，这一点在高收入国家很明显，在新兴经济体内更是如此。最后一点关乎逃税，它对税收数据的完整性构成了极大威胁；其程度随各国标准规范、政治制度与税收政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俄罗斯，不考虑避税做法的前提下，前0.01%人群的财富份额为5%，而在计入离岸资产（至少部分计入）的情况下，这一数字飙升至逾12%。在英国，这一数字从不到3%升至4.5%；在法国，从3.5%升至5.5%（见图2）。

国民账户分配（即前文DINA）法，旨在一个概念统一的框架中，对国民收入与财富总量进行分配，以解决不平等数据源的局限性问题。DINA的估算基于税收、调查和国民账户的有机组合，并将逃税数据纳入到考量范畴。总之，尽管在衡量不平等的方法上有所突破，譬如前面提到的分配性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论，但是相关不平等数据仍旧十分稀缺。在少数国家（如瑞典），家庭调查会与行政税收登记对照开展，使得对收入分布自下而上不平等程度的全盘考察能够有相对高的准确度；但遗憾的是，这在全球范围内只是个例。

至于修订国民核算体系（预计在2022-24年）的项目，目前正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和经合组织主持下进行讨论，预计将根据Stiglitz, Sen Fitoussi 委员会（2009年）的建议，纳入分配经济增长的新准则，从而有助于加快协调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数据集建立方法的标准化。然而，欲要从中获取信息还为时尚早。

2. 自19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卷土重来，欧美趋势出现分歧

基于税收、调查和国民账户的组合结果表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在不断扩大。20世纪初，西欧和北美最富有的1%群体，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7-20%。这一比例在1970-80年代下降到8%，随后在2010年末回升至10.5-20%（见图3）。其他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遵循大致相似的轨迹(见附录图3）。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富有的前1%的收入群体，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20世纪初的10-12%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5%左右，到2010年回升到近10%。日本在20世纪初，其最富裕的1%群体收入占比与同时期的欧美非常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部分顶级收入群体下降到不足8%，但近期又回升到10%左右。

20世纪中叶，发达经济体不平等程度的历史性下降主要是由资本收入的下降所致。Piketty，Saez（2014）以及Alvaredo（2018）等人的研究已就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危机和非殖民化进程在通过资本损失和有形资本的削减来减少头部富人群体资本收入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展开过充分的论证。与此同时，军事和经济冲击对高收入国家的不平等现象产生了强烈和持久的影响，我们不应低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和平时期政策的重要性:高税收累进制，国有化和资本管制政策（如租金管制，租赁条例，限制股东在管理委员会中的权利）也影响了一战期间富裕人群收入的动态分布。此外，对教育的持续投资，以及社会流动率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提升，均对收入分配最底层群体的收入的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

对于规模较大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其不平等轨迹与20世纪发达经济体的演变轨迹十分相似（可参考印度和俄罗斯的数据）。在20世纪80年代后，印度和俄罗斯的不平等程度又回到了20世纪初的水平。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跟随一条中位路径，前1%人群的收入份额从1980年代的7%升至近期的约15%（见图3）。

自1980年以来，在欧洲与美国，收入分布底层人群的增长动态出现分歧。从1980到2017年，美国最底层50%人群的收入份额经历了大幅萎缩（从20%下滑至12.5%，见图4），而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占比演变趋势则完全相反（从1980年的近10%上升到2017年的20%以上）。在欧洲，收入水平处于最底层的50%群体，其收入份额虽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从20%降至1980年代末的17.5%，随后稳定于此，图4a面板蓝线）。在此期间，欧洲最贫困的50%群体其收入增长了40%，而美国最贫困的这部分群体已“无缘”经济增长（在近40年中仅收获了3%的总体收入增长）。

而在收入分配的顶端，美国的富人群体收入猛增:1980年至2016年间，美国收入最高的0.001%的人群，其收入暴涨650%（图4b面板红线）；而在欧洲，同一人群的收入也增长了200%（b面板蓝线）。

在富裕的国家里，国内不平等的抬头并非由人口老龄化所致：如果仅关注适龄劳动人口，你会发现自1980年以来，最底层的50%美国人的收入实际呈负增长。

欧盟和美国的不平等和增长轨迹上的分歧表明，政策与制度变化在上述演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就人口、与低收入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技术发展水平而言，西欧和美国是大致可比的地区。尽管贸易与技术或能解释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的趋势；但是，可观察到的欧美差异主要归因于政策选择和体制变化（将在第9和10条中进一步探讨）。

3. 富国变得越来越富，但其政府却越来越穷

考察财富不平等动态的一种基本方法是：将净国民财富分解为净私人财富（所有资产，扣除债务后私人参与者持有的净额）和净公共财富（政府持有的净资产）。

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在于，在一个私人财富收入比（private wealth-income ratios）相对较低的国家（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英国）和一个私人财富收入比较高的国家（如今天的英国）：个人之间类似的财富集中程度并不具备相同的意义。诸如挪威这样公共财富水平较高的国家，私人财富的不平等可以被更加平等的公共财富分配所抵消。长远来看，在公共财富水平低（甚至为负）的国家，政府对公共物品投资的空间更小，难以实现包容性与可持续经济增长（如教育、医疗、气候保护）；同时，由于财富积累过程的本质就是资本不断积累与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张，更高的私人财富水平往往映射出更为严重的个人财富不平等。

21世纪发达经济体中不平等现状的一个关键事实，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私人财富的回流（Piketty ，Zucman，2014）。20世纪初，富裕国家的国民财富收入比（净私人财富和净公共财富之和）高达500-700%。二战后下降到200-350%，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稳定在400%左右，最近一段时间已恢复到400-600%（国别差异很大）。在20世纪，国家财富的减少与收入不平等动态相呼应:两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冲击，非殖民化进程均导致富国财富所有者资产的流失；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的资本管制政策也使长期财富收入比有所下降。

图5. 富裕国家私人财富的上升与公共财富的下滑，1970-2015，按净私人与公共财富对国民收入的比率计（黄线：西班牙、橙线：英国、粉线：日本、红线：法国、蓝线：美国，绿线：德国）

关于总财富动态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资本回流是因为私人财富回流。在1970年代末，私人财富收入比率约为200-300%，近来已攀升至400-600%。与之相对的是，发达经济体中公共财富/国民收入比率的下滑：公共财富从占国民收入的50-100%降至接近0%。有些国家（包括美国与英国）公共财富净额甚至已经跌入负区间（见图5）。公共债务的增加和公共资产的出售（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出售）是导致公共财富长期下滑的动因。在这方面，与新兴经济体的比较颇具启发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对其经济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革，引致该国公共财富崩溃；而中国的公共财富净额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

负公共财富往往意味着公共债务总额超过公共资产（如学校，道路，医院等）的总价值。换言之，公债所有人（主要是被富国国民扣留的）通过其金融资产坐拥本国的全部公共基础设施和金融资产。在实际案例中，这种情况也可理解为：给予公共债务的私人所有者更多的政治影响力，以影响财政和预算政策。总之，公共财富的低水平和负水平可能会限制政府在政治和财政上投资于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的政策的能力。

4. 资本回归了，但只是针对极少数人而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私人财富回归的，是富裕国家的高财富集中度。在美国，财富集中度已接近镀金时代 (Gilded Age) 的水平，而彼时（1870-1900）最富有1%的人群财富份额达到45%左右。在1930和1940年代后因罗斯福新政中大刀阔斧的政策变革开始出现下滑。到1970年代末，最富有1%的人群的财富份额逐步下降至25%左右。如今，最富有1%的人群的财富份额已回升至40%（见图6）。

图6. 1910-2014年：富裕国家里最富有的1%群体的个人财富份额（蓝线：法国、橙线：美国、绿线：英国，黑线：瑞典）

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实:在美国，财富增长几乎完全是由最富有的0.1%的人推动的--他们的财富份额从1979年的7%增长到如今的20%左右（见图7）。

投资组合构成在解释各国财富不平等动态变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法国和英国，房地产价值的上升或能缓解财富分布顶层群体与其他人群之间不断拉大的差距。事实上，中产阶级财富往往以房产在其中占据的主导地位为特征——与主要由金融资产组成的顶层人群财富相反（见附录图4法国案例）。

长远来看，财富集中度取决于财富回报率 (r) 、平均收入增长率 (g) 以及储蓄率 (s) 的不平等程度；大型金融投资组合的报酬率，通常与那些对小额存款开放的银行关系不大。1987年至2017年间，福布斯500名欧洲人和北美人的财富以年均8.9%的速度增长——明显快于平均财富增长率（2.7%），相比之下，平均收入的年均增长为1%（见表1）。

储蓄率的变化是后90%人群财富份额萎缩的关键因素。在美国，前1%和随后9%人群的储蓄率在1960-70年代相同，约为30%。然而，前1%人群的储蓄率今天已接近35%，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稳定；同时期随后9%人群的储蓄率下滑至15%。而后90%人口的储蓄率，从1980年代的10%下滑至今天的0%。如果最贫穷的90%人口的储蓄率保持不变（即3%），Saez和Zucman(2016)的研究表明，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初，处于财富分配底层90%的财富份额将大致稳定。

特别是在欧洲和法国，各个群体间储蓄率不平等程度地加剧也促成了财富集中度的提高（Garbinti，Goupille，Piketty，2018）。欧洲财富不平等上升的速度一直慢于美国，但简单的模拟表明，当前储蓄率和回报率不平等的持续存在，将使财富集中度逐步回升至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水平（见附录图5）。只要储蓄率和回报率不平等发生微小的变化，就会对财富积累和财富集中度造成长期的影响。

5. 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大衰退并未阻止不平等加剧步伐

紧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是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中最富裕群体的收入和财富份额的下滑，以及多项旨在将金融市场纳入更为严格监管框架的政策举措。大衰退和随后的政策反应是否改变了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十年来的证据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高收入国家私人财富的长期增长似乎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富裕国家的私人财富在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见图6）。美国的下降尤为明显（几乎跌去了国民收入的90%），英国和法国的下降幅度较小（10%至20%）。然而，这些国家的私人财富水平恢复得也快。同样，在日本（1985-1995年）和西班牙（2000-2010年代）可观察到的实际资产上涨与下跌似乎也没有对财富收入比的长期上升产生影响，这表明除了周期性波动之外，私人财富的增长还有一个很强的结构性因素。

个体之间的财富不平等程度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其长期趋势大体上没有改变。在美国，收入分配顶层人群的财富份额增长趋势既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受随后政策反应的影响。2014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总净财富比2006年高10%，比2000年高20%。与此同时，收入最低99%的人仍未恢复至危机前的财富水平。（见图8右面板和附录图6）。

自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财富不平等动态也遵循类似的模式。在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破灭对于财富的破坏尤为严重，但是对于收入分配处于顶层的群体，其财富水平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在合适的时机将投资组合从房地产转为金融资产（Toledano，2017）。总而言之:我们应重点关注那些拥有足够高质量数据的国家的财富不平等情况，且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危机改变了财富集中度的长期上升或危机前集中度的下降趋势。此外，顶层财富群体的财务韧性与抗逆力均较强，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回血，并继续保持高速的财富积累。

金融危机以来的收入不平等趋势提供了一幅更为微妙的图景，但并没有出现新常态的明确迹象。在德国和法国，顶层财富分配人群的收入份额比危机前略有下降，其收入的极大值仍未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见附录图7）。在北欧（特别是丹麦和瑞典），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当前收入水平远超危机前的水平（见附录图8）。

6. 阶级间的不平等现象比国别间的不平等水平更为显著

高收入国家和大型新兴经济体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叠加国家间平均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对于重塑全球公民之间的不平等产生了影响。自1980年以来，全球增长分布一直高度倾斜。尽管全球底层人群收入增长迅速（并不均衡），但全球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还要快得多。

在1980年代初，衡量国家间税前人均国民收入不平等的泰尔指数 (Theil Index) 能够解释大约一半的全球不平等现象，时至今日仅能解释其中的四分之一（见图9）。换言之，在1980年代初，国别比阶级更能决定一个人在全球收入分布中的位置；但随着国内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这种情况得到了逆转。当前，要想预测个人在全球收入分配中的位置，了解其所属的收入人群比其国别信息更加有用。这一发现可能对有关移民、国家间转移支付和国家层面不平等政策相对重要性的公共辩论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仍旧存在，但富国的收入分布情况已映射于全球不平等现状中。

7. 不平等程度越高，社会流动率越低

试问自1980年代初以来，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不平等的加剧是否被社会流动性的提升所抵消？广义上来讲，有以下两种方式来考察社会流动性：跨代流动性（代际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和个体一生中的流动性（代内流动性，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在给定时间点上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代际流动率通常更低。这种被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 的关系也揭示出：高收入不平等国家并不能通过更高的代际流动率做出“补偿”。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绝对代际流动性不仅没有增加，而是进一步恶化。在代际流动性的衡量标准中，区分相对代际流动性（如通过父母与孩子的收入或教育之间的相关性来衡量）和绝对代际流动性（如通过比父母收入更高或获得更高学历的子女比例来衡量）是有用的。过去二十年来，相对流动性停滞不前，而绝对流动性更是在过去三十年中持续下降；倘若向前追溯到1940年代，其下降程度要更大。Chetty 等人 (2017) 研究发现，收入高于父母的子女比例从1940年代的约90%，下降到如今的50%左右（见图10）。研究表明，所有收入人群的绝对流动率都有所下降，但中产阶级受到的打击最大。

图10. 1970-2014年间：美国的绝对社会流动率

现有证据表明，美国的代际教育流动性在过去几十年有所下降，而欧洲的代际教育流动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体保持稳定。此外，代内不平等的加剧与总体不平等的衡量结果相一致。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代内流动性的衡量结果已基本稳定，但也掩盖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异质轨迹。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男性的代内流动性在不断恶化（自1950年代以来更是如此）。相反，自1970年代以来（甚至是从1950年代起），女性的代内流动性急剧增加，这是由于长周期内，劳动力中女性数量不断增加，叠加性别薪资差距的不断缩小，正如下节所述。

8. 性别与种族收入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有所下降，但仍处高位

过去几十年来，富裕国家就业人口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在2010年代末的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女性在劳动力中的比例超过46%。且该份额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见图11），自1950年代以来更是如此。

20世纪下半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长期增长带来了男女之间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减少——这对整个人口收入不平等产生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但自1980年代以来，男女之间的总收入差距仅略有缩小。由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美国薪资差距的缩小，美国男女税前收入比率从1960年代的350%，下降到1980年代的约250-200%。自1980年代以来，进展变得缓慢了许多：这一比例在2014年仍接近180%(见图12)。

女性在最高收入和财富群体中的比例仍然非常低。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中，仅有约四分之一是女性，且越是沿着收入分布向上攀升，性别比例上的差距也就越大。在收入最高0.1%的人群中，女性仅占到10%（见附录图10）。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包括挪威、意大利和丹麦）也呈现相类似的数据。在法国，依照目前的趋势，要在最高收入人群中实现性别平等，大约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见图13）。

有证据表明，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种族财富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过去十年以来，美国的种族贫富差距不断扩大。1980-1990年代中，种族贫富差距（用白人家庭的平均财富除以黑人家庭的财富衡量）约为500-600%，而近来攀升至700%以上（附录图11）。种族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是由于分布顶层的财富不平等程度激增所驱动：在中位数黑人家庭和中位数白人家庭之间的差距也在急剧扩大。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歧视，往往是这种收入不平等背后的成因。有研究证据表明，在其他高收入移民国家，同样存在持续的种族不平等现象，但相关数据鲜少。

9. 平等的教育机会、医疗保障和高薪岗位对于提升税前收入分布的底层人群非常关键

本文讨论的各种不平等趋势表明，不平等存在不同维度，具体取决于观察的是哪一个收入和财富人群。这对不平等政策辩论的安排颇具意义，换言之，没有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灵丹妙药”，只有针对不同人群施行的不同政策工具。

富国不平等加剧的解释之一是受到来自技术变革与开放的影响。技术的演变和与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或将提高富裕国家熟练工人相对于非熟练工人的相对生产率，继而提高对熟练工人的需求，从而抬高对熟练工人的相对薪酬水平。当然，这种纯技术派的解释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收入不平等加剧是一个广泛的现象，除去劳动收入的分配，它还涉及资本收入和财富动态。其次，技术劳动力的供给是由教育水平所决定的，而教育又取决于政策；即教育的渗透和深化导致技能供应的上升，而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可能会进一步抬升富裕国家对技能的需求。

尽管贸易和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富裕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但这些驱动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分布顶层或底层群体的增长轨迹及其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欧和美国在低收入/新兴国家进口货物的渗透率、技术变革水平相似（见图14），但税前和税后不平等程度的轨迹却完全不同。

对于处在收入分配底层的人群而言，教育和医疗体系或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的不同选择，或会对税前收入产生重大影响。通过比较税前和税后的收入趋势，可以发现的是，欧洲的不平等程度低于美国，并且设法在收入底层群体中带动更多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归功于能够影响税前收入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见图15）。

自1980年以来，在美国收入分配底部50%的群体的税后收入增长中，大部分来自医疗转移支付（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但是，这些转移支付中的绝大部分很可能与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相抵消，而非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数量（见图17）。

除教育和医疗外，劳动力市场制度也可以在影响底层人群的税前收入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虽然最低工资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美国在1960年代的不平等程度，但此后最低工资的下滑很可能导致了底层人群的收入停滞。在税前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且没有最低工资的欧洲国家，通常兼备工会和集体谈判协议，能够在产业部门层面敲定薪资水平。企业治理机构中的权力分配，即工人代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企业的治理决策，对于分布底层人群的税前收入增长也相当重要。

9. 税收累进性的变化塑造了顶层人群中的不平等动态

曼昆 (Gregory Mankiw) 曾在2013年指出，高收入人群（前1％）财富份额的增长可以归因于高收入群体的高教育程度，以及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但是，仔细观察不同富裕国家中前0.01％人群的收入，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薪资待遇差异很大，而这与生产率水平和最高薪资却几乎毫无关联（(Alva等人，2018）。

最高劳动力收入增加的另一个解释，是罗森 (Sherwin Rosen) 1981年提出的所谓“超级巨星效应”("superstar effect")。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变革和全球化使那些跻身顶层的人更容易收获更高的增长份额。鉴于超级巨星效应，其禀赋（议价能力和其他品质）的微小差异可能会转化为巨大的收入差异。这些全球“超级巨星”虽不一定比40年前具备更高的生产率或更出色的禀赋，但他们确实受益于更广阔的市场潜力。超级巨星效应很可能能够解释富裕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趋势。但是，在不同富裕国家中分布最顶层群体的税前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再次表明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税收累进性 (tax progressivity) 的变化在顶层收入分配人群的税前和税后收入激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累进税率通过其当中的最高边际税率，从而降低了收入分布顶层群体的税后收入不平等程度。而最高边际税率经常被忽略的一个作用，就是其降低税前收入不平等的能力——可通过两个渠道发挥作用；最明显的渠道是当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很高时，高收入者用于储蓄和积累财富的钱就会减少，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长期资本收入就会减少，从而降低不平等程度。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另一个渠道，涉及富人的议价激励；当最高边际税率较低时，高收入者有很强的动机议价获得更高的报酬。反之，较高的最高边际税率通常会阻碍该议价尝试。此外，较高的最高边际税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董事会的薪酬策略。因此，最高税率的降低往往将加剧税前与税后的不平等。

上世纪70年代后，富裕国家的最高所得税率大幅降低，其变化与富裕国家和新兴国家中顶层人群税前收入份额的变化有相对较好的相关性。诸如德国、西班牙、丹麦，瑞士这样最高税率没有显著降低的国家，也就没有经历顶层人群收入份额的增加。相反，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最高边际税率大幅降低，而其前收入分配前1％群体的收入份额也随之攀升（见图18）。

要知道，我们所能够掌握的，用以衡量税收累进性变化对不平等和福利影响的数据仍然不完善。当然，历史趋势和计量经济学证据的结合，并不能代替对这些复杂问题的公共审议和政治决策。但是至少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税收累进性的变化影响了富裕国家劳动和资本收入的分布，这种影响有时甚至相当严重。因此，是时候重启对于顶层收入分配人群征收级距陡峭的累进所得和财富税的相关讨论。（一言以蔽之，累进税收既可以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和财富集中，又可以为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急需的财政资源）。

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成功地用“牛痘”病灶的渗出液接种了一个8岁男孩，世界上第一支疫苗正式诞生，由此开创了人工主动免疫的先河。大约一个世纪后，随着对微生物感染机理的进一步研究，法国化学家路易斯巴斯德通过使人们接触减毒或灭活的微生物而率先开发了第一代疫苗技术。

疫苗的发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曾夺走数亿人生命的天花病毒，在牛痘疫苗出现后便被彻底消灭，之后的两百多年中针对狂犬病、结核、小儿麻痹 症等几十种传染性疾病的疫苗也被相继发现。

新冠疫情发生后，各个国家纷纷投入到疫苗的研发之中，最近传出消息，多家公司的疫苗已经进入最后试验阶段。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疫苗可能是人类消灭新冠病毒的最有效和最可靠的方式，由此可以肯定的是，新冠疫苗一旦研制成功将会迎来巨大的市场需求。《每日财报》以此为切入点和大家聊聊疫苗的投资机会，专业问题晦涩难懂，我们力图通俗表达。

新冠疫苗的进展

当下，全球疫情还没有放缓的趋势，美国、巴西、印度等地区每日新增病例数仍处于上升趋势。我国疫情虽已得到控制，但是仍有局部地区零星爆发疫情，包括此前的北京和现在的大连等地区。当前全球疫情急需新冠疫苗来抑制疫情的扩散以及反复。

在此背景下，各国纷纷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资源推动新冠疫苗研发。据WHO统计，全球已有100多个候选疫苗产品，其中20多个候选疫苗进入临床。从研发进度来看，全球已有3条技术路径的7个新冠疫苗产品发布了2期临床试验数据，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已启动或即将启动3期临床试验。从目前传递出的信息来看，灭活疫苗和腺病毒载体疫苗最有可能率先上市。

灭活疫苗是最传统的疫苗技术路线，其优势是技术成熟，制备方法简单，经过多年验证，安全性高。灭活疫苗目前是全球研发进度最快的新冠疫苗，中国引领全球灭活疫苗研发进度，武汉所和科兴中维已获批在国外启动3期临床，北京所也即将启动3期临床。

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是以改造后的腺病毒作为载体，将新冠病毒的抗原基因重组到腺病毒基因组中，从而制备为腺病毒载体疫苗，其优点是安全性好，高表达抗原基因，可同时诱导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容易制备，成本低廉。目前牛津大学和港股上市公司康希诺生物领先，康希诺正在申请开展3期临床。

顺便说一句，7月31日，康希诺生物正式申购，即将登陆科创板。自港股上市以来，《每日财报》注意到，康希诺生物股价已翻9倍，市值一路飙升至接近550亿，公司产品线囊括了肺炎、结核病、埃博拉病毒病、脑膜炎、百白破等一系列疾病，基本覆盖了主流疫苗市场。但目前公司的营收水平还很低，2017-2019年度分别实现营收18.72万元、281.19万元和228.34万元。目前公司估值主要靠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市场盈利能力的预期，未来需要面对业绩不达预期而导致的估值杀跌的冲击。

6月18日，WHO提出了新冠疫苗分配战略建议，将优先考虑接种18.5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约1/4。欧美发达国家已经给新冠疫苗研发企业下了采购订单，美国初期订购1亿剂，对应15%的接种率，后续将再增加不超过5亿剂，对应91%的接种率。英国订购9000万支，接种率68%，欧盟订购4亿剂，接种率91%。国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最保守也能达到WHO建议的25%，中性情况下接种率约40%，乐观情况下可以达到60%。

进一步来计算，假设新冠疫苗单支净利润15元，按照每人接种2支计算，那么每人可以贡献30元的净利润。基于此，按照中国14亿人的人口规模来计算，国内市场新冠疫苗保守能够产生105亿净利润，中性假设情况下168亿净利润，乐观假设情况下能达到252亿净利润，如果加上出口，市场规模会进一步扩大。

疫苗行业有哪些机会？

事实上，新冠疫苗只是突发事件产生的短期机遇，整个疫苗行业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本身就酝酿着很大的机遇。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用疫苗生产国，根据中检院数据披露，我国每年批签发疫苗5亿支-10亿支，全球排名第一。

按销售收入计，中国的疫苗市场总规模由2013年的199亿元增至2019年的311亿元。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国民收入增加、对疫苗接种的认可度提高、政府对预防性医疗保健的支出不断增加及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我国疫苗行业市场规模将增加，预计到2025年达到610亿元。

在经历了2018年“长生生物事件”后，疫苗批签发量从2018年3季度开始迅速下降，并一直持续到2019年上半年，整个2018年批签发量同比下降9.71%，从2019年Q3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最新的数据显示，2020H1，中检院合计批签发量为2.79亿剂，同比增长21.83%，行业整体进入上行期。

展开来看，上半年中检院共批签发32种疫苗，其中一类苗 14种，二类苗18种，一类疫苗指政府免费提供，公民应当依照规定接种；二类疫苗指公民自愿接种并且自费购买。从批签发量来看，脊髓灰质炎疫苗、狂犬疫苗和无细胞百白破疫苗批签发量居前三位，分别占总体批签发量的 15.33%、14.89%和 13.71%。

投资疫苗行业重点关注市场空间和产品的更新迭代，目前来看，13 价肺炎疫苗有望成为国内第一大“爆款”疫苗，市场容量有望超百亿。肺炎链球菌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肺炎、脑膜炎、败血症等严重疾病的主要病原，也是引起中国婴幼儿和老年人发病和死亡的重要病因。Lancet 2009年报告估计，在全球＜5 岁儿童侵袭性肺炎病例数最高的10个国家中我国位列第二，占全球总病例数的12%，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可用疫苗预防的疾病中 “极高度优先”使用疫苗预防的疾病。

国内目前只有辉瑞和沃森生物(300142,股吧)两家公司的产品已经上市，沃森生物的首家国产13价疫苗于2020年初上市，后续还有民海生物、兰州所、科兴生物等多家国产企业处于研发或报产阶段，这些国产疫苗生产企业或迎来爆发期，2020年上半年，13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批签发量同比增长98.27%。

与此同时，23价肺炎多糖球菌疫苗用于2岁以上肺炎球菌感染风险增加的人群，重点是65岁以上老年人、2岁及2岁以上免疫功能受损个体或2岁及2岁以上长期患有慢性病者使用。去年23价肺炎多糖疫苗的批签发量为 947万支，同比增长34%，竞争格局方面，沃森生物、成都所、默沙东、民海生物的批签发占比分别 37.79%、37.48%、15.30%、9.43%。

通过以上的论述大家已经发现了，沃森生物在国产肺炎疫苗中具备明显的领先优势。

流感疫苗是另一个具备很大市场空间的品种，背后的逻辑是近年来我国流感活动强度不断增强。从2016年开始，我国流感活动水平上升迅速，2019年1月，我国单月报告流感发病数超60万例，相比于2018年1月的27万例人数翻番，并接近于2018全年发病数。另一方面，国内的接种率明显不足，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2018年，美国流感疫苗销售额20多亿美金，年供应1.5-1.6亿人份，全人群接种率 38.6%，而我国内地2011-2018年平均每年供应流感疫苗2000多万份，全人群接种率仅2%，不足美国二十分之一。

2019年，我国流感疫苗的批签发量为3078万支，2019 年全年较2018年同期增长91%，行业迎来爆发性上涨。去年我国流感疫苗批签发企业数量下降至6家（2017 年为9家），这主要与行业事件导致监管趋严有关，华兰疫苗、长春所、巴斯德、北京科兴、金迪克、国光生物的批签发占比分别 42.01%、19.90%、18.64%、13.76%、4.38%、1.31%。

2020年开始，国内四价流感疫苗获批速度明显加快，未来5年内四价流感疫苗上市企业数量将达到10家以上。

这段时间新发基金挺多的。基金公司好不容易盼来了点行情，就兴奋得不得了。

一股脑儿往外出产品。

挺多读者问：要不要买新基金？

我们之前写过这事儿，就我自己而言——

一般不太考虑买新基金。

特别是新发的主动型基金。也就是，完全由基金经理操盘、不跟着指数走的基金。

因为：

1)没成熟历史业绩可参考

这和你追新款包包、新款口红还不一样。

毕竟你搞这个不是为了图新鲜感，而是为了赚钱。

当然，很多人买新基金，完全是奔着明星基金经理光环。

比如前阵子，明星基金经理张坤新发行了一只易方达优质企业。

很多人一看是张坤就说：哇！快去买！

一小时就卖光了。

明星经理发行的新基金，确实可考虑下，但，我自己还是会优先选——

他管的老基金。

就好比——

知名学校清华附中，新开了一个校区。

如果你有得选的话，还是会考虑去原来的老校区。

毕竟新校区的师资力量，还有不确定性。

2)新基金运作有一定滞后性

很多新基金有认购期，这个期间大家陆陆续续地打钱；

认购结束了，还有建仓期。

这就得占用不少时间。

当你建仓时，什么热门概念、热门板块，说不定早就涨高了。就等有人接盘了。

那新基金就尴尬了。

3)另外，新基金购买费用也偏高

很多渠道，对新基金的认购费不打折。

银行还挺热衷推新基金的，因为有利可图、手续费率不低。

很多人第一次买基金，就是在银行推介下买的新基金。

汗。

但如果你买老基金，通过支付宝＼蛋卷这些平台上买，申购费基本可以打一折。

费用上便宜不少。

还没开跑，差距就拉开了。

所以总的来说，一般不建议买主动型的新基金。

除非——

1）你特别认可某个基金经理，他恰好有新产品出来了。

同时，这只新基金的投资范围，和之前老基金并不完全一致。

新有新的好。

2）之前没有同类型的产品。

比如科创板50、战略主题基金，或者之前写过的日本etf、印度基金。

市面上没有同类产品，也就只能买新产品了。

二

第二个坑。

周日时发了一个保险课程，有些朋友说到一个现象——

有些小白会买很多份医疗险，指望着武装到牙齿。

其实不是。

你买一份医疗险就够用了；比如一年用几百块钱，买了百万保额。

看病治病基本管够了。

多买了并不会重复报销——

因为医疗险赔付的钱，不会超过看病花销；买多了反倒是一种浪费了。

省掉这笔钱——

给自己，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

医疗险和重疾险，它俩最大的不同，还是报销制和一次性赔付的区别。

1）医疗险：

住院花了多少钱，以此为依据报销多少钱；

报销的钱，不会超过治病花的钱。

你买百万保额的医疗险，看病花了1万，那最多赔1万。

2）重疾险：

达到理赔条件，直接赔一笔钱，比如三＼五十万。

钱到手后想干嘛干嘛。

重疾险的保额是可以累计的，每份保单都可以赔；但医疗险是不行的。

...

顺便有个点说一下。

经常有人说，买医疗险一年300块，而重疾险一年要花几千块。

不如买医疗险好了，划算多了。

一年一买就好。

emmm，也不全然这样。

重疾险每年交的保费，是固定不变的。

我30岁一年5000块，50岁也一样。不用担心保费以后上涨。

而医疗险的价格，会随着年龄一起增长。

随便举例，医疗险明星产品众安尊享e生。

20到30多岁，涨价幅度还稍微温和。

但年纪越大，曲线越陡。

60岁的保费是1520元

70岁的保费是3114元

80岁的保费是4757元

粗略算了一下，如果目前定价不变——

从30岁开始买，一直买到85岁，这款医疗险在有社保前提下总共花13多万。

有点儿像滚雪球，价格逐年递增。

滚到最后汇总算——

几乎滚成了一个保终身重疾险的价格。

当然。

对于预算紧的年轻人而言，医疗险是一个可以短期内快速上手的东东。

它的赔付门槛也比重疾险低很多。

虽然需要每年都买——

但年轻时候买，每年缴费还是挺便宜的?

7月就要过去，火热的8月即将到来。明天起，又有一批新规将正式实施：医护人员可申领电子证照，甲苯和二甲苯被列入室内空气污染物，电动车售后网点禁止无人充电……

根据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要求，8月1日起，医疗机构、医师、护士可依照权限通过机构端、个人端进行信息维护，符合生成条件后予以制发电子证照。

甲苯和二甲苯被列入室内空气污染物

新版《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8月1日起实施。室内空气中污染物增加了甲苯和二甲苯，并对部分材料的污染物含量（释放量）限量及测定方法进行了调整。

8月1日起，启动《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伤残预备役人员民兵民工证》《因公伤残人员证》等4种证件换发工作。残疾人员持旧证和个人照片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申请换证。

行政处罚前当事人有权举行听证

《中国银保监会行政处罚办法》8月1日起施行。规定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应当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电动车售后网点禁止无人充电

《电动自行车售后服务规范》8月1日起实施。规定电动车售后服务网点不允许人员居住，店内无人不允许充电。

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养殖者自行配制的饲料不得对外提供；不得以代加工、租赁设施设备以及其他任何方式对外提供配制服务。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清算机构等从事支付结算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在支付结算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以向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进行举报，举报人将获奖励。

北京发布通知，明确自8月1日起至2021年1月，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自愿选择暂缓缴纳当月及以后的每月应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吉林：冷淡、漠视均为家暴行为

《吉林省反家庭暴力条例》8月1日起施行。冷暴力被纳入条例，规定采取冷淡、漠视等具体行为方式为家庭暴力。

河南：未完成超低排放企业水电加价

河南出台政策，8月1日起，未按要求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钢铁、水泥企业，网购电量和购买自来水企业水量全部加价。

湖北：开展校园巡查建立校园欺凌预警

《湖北省学校安全条例》8月1日起施行。明确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校园欺凌和暴力防治工作早期预警、事中处理和事后干预机制，开展校园巡查。

云南：国有企业不得拖欠中小企业账款

《云南省优化营商环境办法》8月1日起实施。要求省级及省级以下所属国有企业不得拖欠中小企业账款。

四川：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四川省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案》8月1日起实施。规定继续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从严控制和监管农村居民生产生活自用材采伐天然林。

浙江：民间借贷超三百万需备案

《浙江省地方金融条例》8月1日起实施。民间借贷单笔借款金额或者向同一出借人累计借款金额达到三百万元以上需要备案。

海南：外语标识设置不规范将处罚款

《海南省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管理规定》8月1日起实施。规定提出如若出现应当设置外语标识而未设置的、单独使用外语作为标识等情形且逾期不改的，将给予1000元至3万元的罚款。